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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医学堂丨方士医学

    2019-8-12 08:57| 发布者: realray| 查看: 148| 评论: 0

    摘要: 方士文化影响医学甚深。重要的医学著作和一些著名医生都与方士文化有很深的瓜葛。方士医学阶层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十分人世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 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 ...


    方士文化影响医学甚深。重要的医学著作和一些著名医生都与方士文化有很深的瓜葛。方士医学阶层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十分人世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 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 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



    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土”等不同类型。

    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份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 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 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 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辨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 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天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奧,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县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隐士型

    “隐土”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 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 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 事私利,枉王法,猎农民; 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土,其身份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间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土,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伙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土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享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 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土,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闻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 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 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 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 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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